1979年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冯增敏居然带着448团八连全连200多人一同向越军投降，战后通过交换俘虏回到了国内，被军事法庭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，而他却坦言：“我当时实在是迫于无奈啊！”
1979年3月，对越自卫反击战主要战役已宣告胜利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逐步回撤国内。这场战争始于当年2月17日，是中国政府在越南不断边境挑衅、蚕食领土、驱赶华侨的情况下，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，东线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，西线由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，前后历时28天，解放军成功攻克越南多座城镇，沉重打击了越南的嚣张气焰，达到了自卫反击的预期目的。然而就在全军回撤、战事即将落幕的时刻，50军150师448团三营八连指导员冯增敏、连长李和平，却带着202名官兵，做出了一件震惊全军的事——向越军放下武器投降。战后，他们通过战俘交换回到国内，冯增敏、李和平被军事法庭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面对镜头，冯增敏满脸沧桑，只吐出四个字：“无可奈何。”
要弄明白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，不能脱离当时的战争背景和150师的特殊处境。上世纪70年代，越南在实现南北统一后，在苏联的支持下，逐渐走上反华道路，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，摧毁界碑、枪杀边民、袭扰我国边境，从1974年至1978年，越南对中国边境的袭扰多达1100多次，造成我边民300多人伤亡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中国政府决定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，集结多支部队，分别从广西、云南边境出境作战。
50军150师原本是一支后备部队，主要承担后方支援和储备任务，并非一线作战部队。战争爆发后，前线部队伤亡较大，150师的老兵骨干被陆续抽调至一线参战，补充作战力量，留在师部的绝大部分是刚入伍两三个月的新兵，这些年轻人大多只有十七八岁，没有经过系统的实战训练，甚至不少人还没来得及熟练掌握武器使用技巧，就穿上了军装。眼见对越自卫反击战节节胜利，主要战役即将结束，150师上下都憋着一股劲，多次向上级请战，希望能前往越南境内，执行收尾清剿残敌的任务，弥补未能参与主力作战的遗憾。上级考虑到让新兵参与实战锻炼，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意义，最终批准了150师的请战请求，命令该师配属41军，前往越南高平地区执行清剿和回撤掩护任务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看似简单的收尾任务，却因为指挥层面的一系列失误，酿成了全军闻名的悲剧。1979年3月12日，448团奉命从越南班英地区回撤回国，当时150师师长刘同声与50军驻该师工作组在回撤路线上产生了严重分歧。刘同声主张沿高平、河安公路，以摩托化输送的方式回撤，这样路线明确、速度快，能有效避免遭遇越军伏击；而军工作组则坚持让部队走班英以北的天丰山区小路，理由是部队参战时间晚，走小路可以顺便清剿残敌，让新兵多接受实战锻炼，扩大作战成果。
双方僵持不下，便将两种方案上报广州军区前指，请许世友司令员决断。许世友考虑到山区小路地形复杂、敌情不明，万一遭遇越军伏击，会影响全军回撤计划，当即批复448团沿公路回撤。可这封至关重要的电报，却被150师机要部门疏忽漏译，导致部队未能及时收到上级指示，最终只能按照军工作组的意见，部署448团沿天丰山区小路回撤。这一决策失误，为后续的伏击事件埋下了致命隐患。
班英地区的热带丛林植被茂密、地势险峻，山路崎岖狭窄，能见度极低，非常适合越军开展伏击作战。当时，越军虽然在主力战役中遭受重创，但仍有不少精英部队潜伏在丛林中，专门伏击我军回撤部队。448团副团长胡庆忠、副政委龙德昶率领二营担任回撤第一梯队，当天晚上行进至那嘎及其以北地区时，遭到了预有准备的越军伏击。越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，以密集火力将二营压制在山谷中，同时割裂了二营与团主力的联系，战斗一开始，胡庆忠副团长就中弹牺牲，龙德昶副政委未能有效掌控部队，导致二营各连失去统一指挥，陷入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。
得知二营被伏击的消息后，448团团部紧急部署，派一连和八连前去增援。此时的八连，正是由冯增敏担任指导员、李和平担任连长，全连共202名官兵，其中绝大多数是新兵。接到命令后，两个连队立刻出发，可由于对地形不熟、缺乏丛林作战经验，加上兵力不足，增援部队非但没能突破越军的包围圈、解救二营，反而误入了越军预设的另一个伏击圈，与团主力彻底失去了联系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
丛林中的环境异常恶劣，当时正值越南的热带雨季，雨水不断，泥泞难行，蚊虫叮咬不止，战士们身上的军装始终是湿的，不少人患上了皮肤病。更致命的是，补给线被越军彻底切断，部队携带的食物和饮水很快就消耗殆尽，战士们只能靠挖野菜、喝露水充饥，不少人因为饥饿和脱水，身体变得极度虚弱。弹药也所剩无几，每个战士手中的步枪只剩下几发子弹，手榴弹更是寥寥无几，面对越军的包围，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组织有效反击。
越军见状，并没有急于发动强攻，而是采取了心理战，用喇叭反复向包围圈里的我军官兵喊话，声称只要放下武器，就可以获得人道对待，不会伤害他们，还会安排车辆将他们送返回国。喇叭里的声音不断在丛林中回荡，像一根针，刺痛着每一位战士的心。此时的八连官兵，已经在包围圈里坚守了三天三夜，饥饿、疲惫、恐惧笼罩着整个连队，不少新兵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，有人偷偷抹眼泪，有人低声念叨着“想回家”。
在八连临时挖掘的掩体里，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。冯增敏蹲在地上，望着眼前两百多张年轻稚嫩的面孔，脸上满是疲惫和纠结，他缓缓开口：“仗打到这个份上，我们已经弹尽粮绝，与大部队失去联系，再坚持下去，只会让更多人白白牺牲，我们不能强求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连长李和平就眼眶通红，猛地站起身，厉声反驳：“我们是中国军人，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、宁死不降，怎么能向越南鬼子低头投降？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，也不能放下武器！”
冯增敏也红了眼眶，指着身边几个已经虚弱得站不起来的新兵，质问道：“李连长，我问你，难道要让这200多个刚上战场的娃子，全都白白死在越南吗？他们大多才十七八岁，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，还没来得及孝顺父母，我们作为干部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们送命？”就在这时，一个满脸稚气的新兵慢慢抬起头，红着眼眶哽咽道：“连长、指导员，我不怕牺牲，我知道自己是军人，可我还是想回家，我想我娘了。”
这句话，像一块石头砸在所有人的心上。李和平看着眼前的新兵，看着他们疲惫不堪、渴望活下去的眼神，想起这些天战士们的煎熬，抬起袖子狠狠抹了一把眼泪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最终做出了此生最艰难的决定：“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责任我跟冯指导一起担了，只要能让这些娃子活着回去，我们受再大的罪都认了。”
就这样，在冯增敏和李和平的带领下，八连202名官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走出了掩体，向越军投降。然而，并非所有官兵都选择了这条路，副连长王立新得知决定后，坚决反对，他对战士们说：“我们是解放军战士，宁死也不能投降，就算弹尽粮绝，也要和敌人拼到底！”随后，他挑选了43名不愿投降的战士，将自己和身边战友积蓄的最后一点干粮全部分给大家，带头冲出掩体，向越军阵地发起了冲锋。枪声、爆炸声、呐喊声交织在一起，44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，王立新副连长抱起集束手榴弹，冲入越军阵地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，战后被追记一等功。
1979年3月16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撤回国内，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结束。战后，中越双方按照国际惯例，进行战俘交换，当年被俘虏的219名448团官兵（含八连202人），全部被遣返回国。回到国内后，部队对这些官兵进行了全面审查，最终决定，普通战士因弹尽粮绝、被迫投降，且没有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行为，予以遣散回家，恢复正常生活；而冯增敏、李和平作为连队主官，带领部队主动投降，违反了军纪国法，被军事法庭以“率部投降罪”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
这起事件在全军引起极大震动，也暴露了当时部队在指挥、管理和实战训练中的诸多问题。为了整顿军纪、吸取教训，上级对此次事件中负有责任的相关指挥员进行了严肃追责，50军驻150师工作组的相关人员被撤职处分，150师机要部门漏译电报的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严厉处理。由于此次事件影响恶劣，加上部队建设中存在的其他问题，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、威名赫赫的50军番号，不久后被正式裁撤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个令人惋惜的印记。
10年后，冯增敏刑满释放，此时的他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连队指导员，头发变得花白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眼神里满是沧桑。有记者找到他，询问当年为什么要做出投降的决定，冯增敏沉默了许久，缓缓抬起头，只吐出四个字：“无可奈何。”他说，这些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也没有忘记过当年的选择，每当想起那些年轻的面孔，他就无比愧疚，可当时的处境，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他只能选择用自己的名声和自由，换取200多名战士的生命。
时至今日，关于冯增敏和八连的选择，依然争议未息。有人认为，军人当以忠诚为本，宁死不降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，冯增敏和李和平的行为，违背了军人的天职，玷污了军装的荣誉，理应受到惩罚；也有人认为，在弹尽粮绝、孤立无援、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，选择投降保全两百多条年轻的生命，并非贪生怕死，而是一种无奈的担当，毕竟生命无价，那些年轻的战士，本应有更多的人生可能。
这场发生在1979年的悲剧，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一段沉重的记忆，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，也让我们读懂了人性的复杂。无论是选择投降的冯增敏、李和平，还是选择战死的王立新和43名战士，他们的选择背后，都藏着战争的无奈和对生命的敬畏。这段沉甸甸的历史，从来不是为了评判谁对谁错，而是为了提醒后人，铭记战争的残酷，珍惜当下的和平，同时也让我们明白，一支强大的军队，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，更需要科学的指挥和完善的保障，唯有如此，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。
参考资料
1. 《对越自卫反击战史料汇编》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19年版
2. 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史》，第五十军军史编撰委员会编，解放军出版社，2017年版
3. 《军事法庭典型案例汇编（1979-1985）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编，法律出版社，2020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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